資深媒體人張士達引言：現今的香港和過去的香港或因為政治政策又或者是經濟變動而物換星移，有些香港人移居到其他國家，有些香港人仍持續留在香港創作。臺灣和香港有何不同？未來的香港，可見的未來？香港導演的取捨？上一個十年北上發展，可是如今這個選擇也過了黃金年代。

作家沐羽提及如同主持人講到黃綺琳導演的作品《填詞撚》，他一直在思考要怎麼用中文又或者說國語、普通話去發音。因此思考是否「語言」存在著文法，告訴我們該如何去使用？

疫情期間他曾試著透過視訊和友人喝酒，但也在幾次過後，就沒了。仍舊去感受到其中的孤獨感。「疫情」期間需要戴口罩，在脫戴口罩之間，某種程度像是隱喻講話的權利，戴上口罩就不講話了。

臺灣和香港只有不一樣，並沒有所謂的好或不好，不是去打分數，就是兩者不同。

例如臺灣相對來說各種獎項很多、補助文化盛行，爭取補助沒有香港如此競爭；另外臺灣很盛行評論文化，因為流行就有對應的平台，有平台就有市場，有市場就會形成生態鏈。

臺灣同時有很重的反思性，會去探索為什麼會這樣發展？人人可以發表，一百人都在發表，會遇到一、兩個講得很深入。

《尚未完場》導讀

研究50年代，一位外國人想要將世界上最頂級的音樂家引進百廢待舉的香港，那是香港戰後嬰兒潮世代，「香港文化史前人物」歐德禮在當時將頂尖的菁英文化，引進戰後經濟蕭條、混亂的香港。並且創辦戲院，本紀錄片的用心在於針對提及的人、事、物都加以補充說明，幫助觀者進入情境。

描繪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愛上那樣的香港。往香港的移民潮。

友松娛樂董事長丁曉菁分享，現今的香港，尤其是年輕的世代更有感，個人面對劇變做出的選擇，決定生命。對她而言，電影是開啟世界的一扇窗。小時候，雖然有接觸到來自香港的親戚，當時年紀小只會覺得她們好像就是穿著打扮跟我們不太一樣，對於民族觀念並沒有太大感覺，到大學都是在臺灣完成學業的她，是在之後因著工作或是自己旅遊，才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臺灣和香港在電影的發展又好似難兄難弟，分別走過輝煌世代。電影產業其實也就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國力，是政治和經濟的縮影。

《窄路微塵》導讀

香港導演很會講故事。描述生活陷入困境的小人物，其實我們的人生，本來就會遇到很多選擇。我們都能夠從中代入自己的人生。

挖掘人性微妙之處，即便在困境之中仍保有善念。在網路世代的喧鬧中，善念常拋棄。人與人之間關係脆弱，理解這些年香港面臨的衝擊。

策展人暨藝評家謝佩霓《流水落花》導讀

「我們注定只能陪伴彼此一段日子。」最近常聽到這樣的句子。聽謝老師分享更有感。

鄭秀文在本部電影中以近乎素顏入鏡，恰似香港褪去風華。在被殖民的處境下，找到一線生機。

我覺得這樣的切入很有意思，耐人尋味。

謝老師介紹到，本片導演是記者出身，是跑旅遊線的。反映在片中運鏡的手法。故事講述到鄭秀文失去自己的孩子後，成為寄養家庭的媽媽。她在陪伴這些孩子的過程中，也隨著孩子的故事成長。就如很多父母也是第一次當爸爸、媽媽，在孩子長大的過程中，也在跟著成長，交織著普世生活。

電影在每個被寄養的孩子間的故事切換，運用特別手法，留有想像的空間。讓人更加好奇其中意涵。

根據香港的法規，寄養家庭是不能領養孩子的，但是當寄養家庭的母親和孩子有了感情，就是難題了。同時，當專注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和丈夫的關係也出現裂痕。

從三個人回到兩個人從來不是容易的事，在謝老師的介紹中，我讀到細膩的情感，緊緊牽絆彼此。我也想到以前媽媽曾經短暫當過保母，曾經對一個初生嫩嬰投入過多情感，而很捨不得小寶寶。確實如老師所說，交織普世生活，我也更期待看片。

歌曲有《落花流水》，然，本片不是「落花流水」，不是飄散過去的落花；而是流水過去花還在。無論今天經歷了什麼，過去了，明天還是會來。

直到謝幕完了，才真正聽清楚的本片主題曲：我這樣活了一天

香港導演黃綺琳Norris分享

Norris說自己就像個小孩子一樣，對於每件事情都感到新奇，每一天都在學習。

譬如臺灣和香港的用字不同，讓她在創作時都要請教Google，搜尋「某某字+臺灣」，以了解臺灣用詞。她笑言當妳去融入時，也會影響到自己在母語粵語上的用法。舉例來說，大同電鍋的「鍋」字在國語以及粵語的發音有音調的差異，後來她發現自己講回粵語，會跑調了，「大同電」粵語發音，「鍋」變成國語的音調。（榛果O.S.果然是融入臺灣生活，大同電鍋幾乎人人家都有）

談論到這次入圍金馬改編劇本的《填詞撚》（《填詞L》），她提到部分場景有在台北拍攝。這麼做，也去呈現劇中女主角受到不能使用自己的慣用母語限制下，如何去創作？

臺語可能比較有音調差異，國語好像沒差，粵語確實在填到歌詞時，需要去考量很多發音音調和旋律的搭配。比如說某某字可能是發的音比較低，但是如果旋律唱到高音，兩者的協調性。

在語言的趣味上，Norris還考起在移居臺灣這件事，她「學長」沐羽，「護貝」一詞是什麼意思？（榛果O.S.如果我的粵語沒聽錯，粵語是說上膠，感覺是比較能夠想像，Norris說。我想到taxi一詞，粵語採音譯「的士」、臺灣則是意譯，計算路程計費的「計程車」，語言真的很奇妙）

在臺灣和香港不同的比較上，Norris認為臺灣在「時間」及「空間」上給予的自由度，對創作者來說，臺灣就像是天堂。

舉例來說，在香港給予5天拍攝期間，就已經很充裕，去年在臺灣拍攝《此時此刻》（11/10 #此時此刻 Netflix 上線）時，被告知有10天時間。看到劇本時，更是訝異，編劇寫到去遊樂園的場景。在香港，大家都要「睇餸食飯」。（意即看菜吃飯，原本是同桌吃飯的規矩，按照一起用餐的人數及各種菜的量，分配每個人吃多少，目的在於每個人都吃到分配公平性的菜量，延伸為要依據有多少資源做多少事情。）在香港的編劇會先問，預算多少？拍攝時間多久？喔，兩個人、兩天。場景可能就寫家裡、辦公室就結束。臺灣的編劇可以自由想要什麼場景，就寫進去，是很不同的。怎麼可能為了兩個「表現很開心」的場景劇情，就花十多萬去遊樂園拍攝？進去銀行拍攝？在香港是不可能借到銀行拍攝，因為有顧及客戶隱私問題。一定是要另外自己搭景。Norris談論到，自己確實在臺灣遇到在香港不會發生的事情。

對於香港導演的取捨，她認為像她們1980年代出生的導演們，其實是沒有北上的選擇，因為她們在學校的學習，並沒有受到「工業化」的訓練。她們在香港不拍攝「工業化」的電影，因為沒有資源；同時，也因為她們不具相關訓練，北上人家不會要她們。

談論到臺灣和香港經歷「寫實」及「類型」的交替。確實在香港，現在會因為成本考量，同時有市場的壓力，所以只能先把自己想說的貼地故事表達好。

以前可能兩千萬叫低成本，現在一千萬拍低成本電影，在沒有錢的狀況下，不能夠只仰賴香港本地的觀眾，必須要將作品帶到國際，不要說賺錢，希望至少能夠做到打平。

《毒舌大狀》導讀

該片票房是香港影史上，現象級的表現。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該片放在賀歲片檔期，時值香港尚未解封，大家不能出關，就進戲院電影。然而，另一主要因素，以編劇出身的導演，如果說編劇轉導演，會遇到是否能掌握鏡頭語言，而本片則從觀眾面向，說明本身是編劇的導演，在劇本的呈現著實把握了觀眾情緒，文戲武拍。又由一個社經地位高的大律師落難角度切入，可以看到其中的轉折。

Norris介紹到本片大狀黃子華是脫口秀的祖師爺，我想到我之前看黃子華作品，是他和佘詩曼合作的港劇《絕代商驕》，那可是超好笑的喜劇，作為電視兒童，我也更想看看黃子華伶牙俐齒的好口才表演在喜劇的歡笑和劇情片的嚴肅中，不同的火花。（榛果O.S.「天有眼」三個字，那是愛劇《法證先鋒》第一季中，犯人模仿阿Sam推理小說中替天行道後，在案發現場留下的字啊!敲碗第六季中，讓我先來好好看看《毒舌大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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